遲到的百花獎 葉劍英之女揭秘《原野》被禁幕后

 　《原野》，這部由葉劍英之女凌子執(zhí)導的電影，改革開放初期曾在國內(nèi)被禁放7年，于1988年公映榮獲百花獎最佳故事片獎。個中由來，一直是中國電影史上的一個謎。

　　1988年，電影《原野》榮獲第11屆《大眾電影》百花獎最佳故事片獎。

　　影片女主角劉曉慶在頒獎會上感慨道：抗戰(zhàn)8年，《原野》是7年后才允許上映啊！

　　《原野》——由開國元勛葉劍英之女凌子執(zhí)導的影片，1981年即拍攝完成，但歷經(jīng)7年才允許在國內(nèi)公映。

　　這個引發(fā)眾多猜測、遲到的百花獎，一直是中國電影史上的一個謎。

　　“不知道葉大小姐要干什么”

　　《原野》是劇作家曹禺1937年創(chuàng)作的作品，與《雷雨》《日出》并稱曹禺早期創(chuàng)作的“三部曲”。作品描寫的是，在民國初年北方一個偏僻農(nóng)村里，被惡霸地主焦閻王奪取土地、活埋父親、賣了妹妹、搶走未婚妻的農(nóng)民仇虎，從監(jiān)獄逃出后向惡霸地主復仇的故事，揭示了在黑暗畸形的社會中對人性的扭曲和摧殘。

　　“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題材。”30年后，凌子提起當時的選材仍興奮不已。

　　《原野》自問世以來一直是一部有爭議的作品，解放后還遭到過批判，這部作品的演出也受到一定影響。“這個話劇好多年沒有地方敢演，只有中戲拍小品的時候才拿出來演。”凌子對《中國新聞周刊》記者說。

　　凌子，原名葉向真，1960年考入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，后轉投中央戲劇學院。“文革”期間轉行學醫(yī)，在北京301醫(yī)院擔任7年外科醫(yī)生。“四人幫”倒臺后重返文藝界。

　　1978年，重新“歸隊”的凌子調(diào)任中國新聞社電影部。當時，凌子和北影以及中戲的一些朋友經(jīng)常聚在一起討論藝術。在這個松散的小沙龍里，藝術成了他們表達自我思考的一種途徑。一次，凌子向朋友們提出了改編《原野》的想法。

　　曹禺曾擔任過中央戲劇學院副院長，凌子在中戲讀書時擔任學生會主席，與曹禺有過接觸。劇本改編完成后，凌子將劇本交予曹禺指點。“可是人家不回話，根本不理我們。”凌子笑著說。

　　沒有得到回應的凌子找到當時的中國新聞社副社長兼南海影業(yè)公司董事長吳江，提出拍攝故事片《原野》。“吳江當時眼睛眨了半天,說，‘我們從來都拍紀錄片啊’。”凌子回憶說。

　　吳江開始給凌子出難題。“給你20萬，干不干？”凌子說：“干！”凌子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記者，“文革”前，中國拍攝一部小成本的故事片，大致需要80萬到100萬人民幣。“我了解吳江的脾氣。如果干得好，以后他會支持的，所以我打算先上馬再說。”凌子說。果然，后來吳江看了他們拍攝的外景畫面很興奮，說，“好，你們拍吧。”

　　劇組成立后，首先通過北影廠和長影廠借演員。“選來選去，女主角覺得劉曉慶最合適。”當時，劉曉慶正在拍攝《神秘的大佛》，接到通知后非常干脆：“這個角色非我莫屬。”男主角的借調(diào)雖然有些波折，最后仍然選定了硬漢形象的楊在葆。

　　《原野》既是名著卻又遭到過批判，凌子說，在拍攝過程中他們十分謹慎。“當時拍劉曉慶和楊在葆的一段幽會的戲。導演組在現(xiàn)場開會，討論怎么表現(xiàn)兩個人親熱過。有人說劉曉慶的兩個扣子都解開，有人說不行。最后定的是只解開第一個扣子，再把領子拉大一點。”《原野》副導演黃嘉明對《中國新聞周刊》記者說。

　　影片從1979年10月開機，到12月殺青，歷時3個月，最終花費23萬人民幣。“當時不讓我對外說是20多萬，對外要說是大制作。”凌子大笑道。

　　影片拍攝完成后，凌子再次邀請曹禺看片。再三邀請之后，曹禺來到北影廠觀看了尚未音畫合成的樣片。“看完之后老頭非常高興。他把能請的朋友都請去看，在北影廠連續(xù)看了7遍。”凌子說。

　　后來，曹禺還在家中宴請《原野》劇組人員。席間，曹禺對凌子說，“我跟你說吧，當時我不知道你這個葉大小姐要干什么。我這個《原野》已經(jīng)給批了一遍了，已經(jīng)壓箱底不敢吭氣了。你又要拿出來演一演，回頭給我抖落出來又要批判一遍。所以我不敢問這個事情，也沒法阻止你們。”

　　凌子問曹禺先生，“那您看了之后，覺得有沒有失掉原意？”曹禺說，“更凝練了，比原作好。”

　　只能外銷，禁止內(nèi)銷

　　正片完成之后，吳江請中新社主管領導、時任國務院僑辦主任的廖承志前來看片。廖承志當場指示，這個片子要拿到國外去參加電影節(jié)。

　　凌子回憶，“當時廖公說，香港人對洋人的評價特別在乎，如果在外頭任何一個電影節(jié)有一點響動，再回到香港就大不一樣了。”當時，中國新聞社主要對港澳發(fā)布消息，所以港人是這部電影重要的觀眾群之一。

　　1980年，香港電影界人士榮念增看到這部影片的拷貝，并向威尼斯電影節(jié)亞洲選片人馬克·穆勒做了推薦。馬克·穆勒是現(xiàn)任威尼斯電影節(jié)主席，他是國際電影圈里大名鼎鼎的“中國通”，曾多次把中國電影推向世界。當時，馬克·穆勒來到中國，在電影局待了一個星期，看完13個電影廠呈送的全部影片，都沒選中，最后決定將中新社立項拍攝的《原野》送去參賽。

　　為出國參賽，影片要送到日本東洋顯像所進行后期制作。攝制組派攝影師羅丹赴日辦理。臨行前，羅丹從單位借了一提包的日元。“當時沒有信用卡和旅行支票，羅丹就抱著那包錢去的日本。而且走到哪都抱著那個包。”凌子說。

　　一切就緒。凌子回憶說，就在簽證全部辦理完畢準備前往威尼斯的時候，演職人員突然接到電影局通知：禁止前往威尼斯，理由是這部片子不能代表中國。因為凌子的工作單位是中新社，電影局無權干涉，因此只有她一人出席了1981年的威尼斯電影節(jié)。

　　凌子至今還記得，電影節(jié)上，她一進餐廳，演奏人員就彈起日本歌曲。“他們都以為我是日本人，”《原野》是第一部中國大陸生產(chǎn)的入圍參賽電影。

　　《原野》最終獲得那一屆威尼斯電影節(jié)世界最優(yōu)秀影片推薦榮譽獎。

　　回國之后，按照正常流程，《原野》開始進入審查和公演事宜。但得到的答復卻是，此片只能外銷，禁止內(nèi)銷。“就是不讓演。電影局說中新社是對外的，所以國內(nèi)不能演。”凌子說。

　　后來，因電影局稱此部電影不能代表中國，也因這電影不允許在國內(nèi)放映，凌子在圈內(nèi)得了一個綽號：“外國導演”。

　　據(jù)凌子回憶，當時有關部門請工會、共青團、婦聯(lián)開了個座談會，結論是男女主人公亂搞男女關系，教唆犯罪，宣揚有婦之夫通奸和宣揚暴力復仇。凌子記得，為了爭取能在國內(nèi)上映，廖承志打電話給當時的文化部副部長司徒慧敏，“兩人在電話里都吵起來了”，但結果仍是，只能外銷，不能內(nèi)銷。

　　一時間，關于《原野》的傳聞四起。有說影片中有劉曉慶的裸戲，而且電影分為國內(nèi)國外兩個版本。影片主演劉曉慶在其回憶錄《路程》中寫道，“傳我拍了床上的裸體鏡頭，后來據(jù)說竟然出現(xiàn)在國內(nèi)的《大參考》上。”

　　內(nèi)參片轉公開

　　雖然國內(nèi)禁止公映，但從1981年開始，《原野》已經(jīng)從另外的渠道伴隨著傳言在大眾中開始傳播。“《原野》那會兒成了國產(chǎn)內(nèi)參片。很多機關開會，休息的時候都放這個電影的錄像帶。”《原野》的監(jiān)制馬游對《中國新聞周刊》記者說。

　　凌子感到，此后《原野》的陰影一直籠罩著她。1982年，凌子為瀟湘電影制片廠拍攝根據(jù)作家韓少功小說改編的電影《風吹嗩吶聲》，引起夏威夷電影節(jié)的關注，對方發(fā)函電影局請求寄發(fā)拷貝。但電影局未給回應，隨后寄出另外一部電影《沒有航標的河流》參展。與《原野》相反，凌子的第二部作品得到的待遇是“只準內(nèi)銷，禁止外銷”。“這個電影的本子，電影局審了8遍。”凌子說，最后在金雞獎和百花獎開獎前一周允許上映，“時間這么短，顯然不能參加評獎了。”

　　有香港的朋友問凌子：“你又怎么了？”凌子無奈地答，“我什么事都沒有啊！”

　　這兩部電影之后，《原野》的男主角楊在葆曾在一次碰面中對凌子說，“你已經(jīng)有了自己的風格，要保持下去，下一部要拍什么，表現(xiàn)什么？”

　　凌子當時回答，“下一部我要拿大頂。”1985年，凌子果然拿出了一部“拿大頂”的作品《三寶鬧深圳》。這是一部北京和香港合拍的鬧劇喜劇，夸張的鬧劇風格與凌子前兩部影片基調(diào)大相徑庭。

　　凌子用《三寶鬧深圳》這個鬧劇揮別影壇，此后不久前往香港居住。

　　但事情并非就此完結。1987年12月15日，中國新聞社提交了《原野》的送審報告單，再次要求在國內(nèi)公映這部影片。而導演一欄署名不是凌子，而是江峰。據(jù)凌子好友黃嘉明向《中國新聞周刊》透露，這是凌子從醫(yī)時的曾用名。

　　1988年，身居香港的凌子突然接到一位友人電話，告之《原野》在國內(nèi)上映的消息。隨后凌子接到邀請，回內(nèi)地領取百花獎最佳故事片的獎項。

　　“其實我覺得也就是打個補丁。”凌子對于時隔7年解禁公映的解讀是，“可能是因為時過境遷了吧。”

　　現(xiàn)在的凌子是國際儒學聯(lián)合會普及委員會副主任，倡導儒學的普及工作，大部分時間安靜地生活在北京。電影，對她而言似乎已成過眼云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