鄉下人，為什么不守城市的規矩

　　人常說城市是一個陌生人社會，它不像農村那樣熟悉的人聚居在一起，可以用鄉土社會的傳統規則來調整，而必須用契約來維護陌生人社會的健康穩定，契約社會的核心是信任機制建立。而能保障這種信任機制的只能是政府，鄉村社會中無論何種德高望重的長老不可能有如此的權威。

　　筆者最近碰到一件頗為郁悶的事，讓我認識到今日中國急劇從鄉村社會轉變為城市社會，從農耕文明轉變為工商文明的進程中，信任機制建立之艱難。筆者有兩間小平房，最近請人將其裝修一新。因為工程量小，一位老街坊介紹了一個東北小伙子攬這個活，工程接近尾聲，費用我也支付了九成。這包工頭隨便雇了一個原先并不熟悉的四川瓦工，活干完了，因為包工頭沒有及時給人結算工錢，那位四川瓦工某日將他已經貼好的瓷磚全部砸爛。東北工頭滿腔怒火，四處找這四川瓦工，而我也受到池魚之累只能自認倒霉。

　　四川瓦工要工錢天經地義，但他和東北工頭僅僅是普通的債務關系，砸爛瓷磚則是損壞他人合法財產，他肯定做這事之前決定逃之夭夭。東北工頭即使找出了四川瓦工，損失已經造成了，盡管他和我簽有協議，如果他怕我追究，撒手不管留下一個爛尾工程，我也沒辦法，訴諸法院成本太高。本人此番親身經歷證明今日中國陌生人之間的協作關系是多么脆弱。現在我能對他構成壓力讓其不至于留下爛尾工程，給他講法律法規基本沒用，只能對他說我在北京多年各方面的朋友多，你跑不了，而且你要對介紹工程的那位街坊負責云云——這種講人情比實力而非談履約的方式是中國傳統鄉土社會的招術。

　　一個人口龐大的國家，城市化道路注定很艱巨，大批農民進城適應契約規則并參與建設城市文明，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。但我們不能說進城農民天生就不具備契約意識，而是今天中國更高層面的社會制度設計，使他們很難完全融入城市，那么自然談不上自覺遵守城市的規則。最關鍵的制度瓶頸就是舊戶籍制度還在維系二元社會，農民不能自由地變成市民。北京不是那位四川瓦工的家，也不是那位東北工頭的家，他們只是在這個城市掙錢，然后拿回老家。這就決定他們做任何事天然追求短期效應，不需要留后路，那么東北工頭和四川民工之間怎么可能有信任的基礎?

　　最近幾天，湖南在廣東的打工者中連續出現兩起非正常死亡事件。一件是某邵東籍男青年蹊蹺死在廣州某旅館，親友和同鄉近百人包圍那個旅館討說法。另一件是一位寧遠籍“搭客仔”在惠州博羅遭遇當地治安隊盤查而死去，同樣是親友同鄉聚集起來討說法，引發騷亂，警車被毀，治安員被傷，死者的一位堂弟因為首而被刑拘。這兩件事都是湖南鄉下傳統的“打人命”，個人的權益靠宗族或同村人來維護，這種方式被搬到發達的珠三角，實在是不得已。因為他們遵循現代社會的文明規則尋求公正，維護權益，比如請律師上法庭，成本太高，而且能否找到公正，多數進城民工沒有信心，那么對破壞力巨大的傳統方式必然有路徑依賴。

　　如果蜂擁進城的民工們，既不能建成陌生人之間的信任機制，同時他們對政府提供的制度也沒有信任感，長此以往，即使城市的樓蓋得再高，GDP增幅再大，我們依然難以告別鄉土中國進入一個以契約為核心的城市中國。